“解放大西南”有哪些看点？

引子

1950年11月，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“功德林战犯管理所”来了一位新人：从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转来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。

此时的杜聿明身患四种疾病，共产党方面正在为他全力医治。其中最难治的是脊椎结核，这需要杜聿明在一个石膏架子上躺上数年，方有治愈的可能。

杜聿明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一种微妙的情绪正在功德林战犯们的心中弥散。因为就在上个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掀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。

有些人陷入了沉思，内心充满着震撼，这是他们作为国军将领时，难以想象的一件事。有些人选择了沉默，却也难掩心中的暗喜，因为美国人被认为无法战胜。

杜聿明和他们都不同，他冷静地做出判断：美国人武器好，火力强，但训练简单，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，所以，“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，士兵浴血奋战，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。”
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

他把这个判断告诉了功德林的管理人员，这是杜聿明第一次主动向共产党人开口说话。

1951年5月，抗美援朝已进入到了第一阶段的最后时刻，当初沉思的人似乎看明白了，而当初沉默的人开始了沉思。

杜聿明仍旧和他们不同，因为他不觉得意外。而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另一件事：西藏在5月23日和平解放了！

作为职业军人的杜聿明，能看懂甚至预测那个有销烟的战场，但他不明白，为什么清政府解决不了，国民党也解决不了的西藏，就可以被坐在谈判桌后面的共产党人和平解放呢？

抗美援朝震撼了功德林，而西藏和平解放震撼了杜聿明。

解放军的最大特点

解放大西南，是整个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幕，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在四川，而在各省会城市的解放时序中，拉萨是最后一个。

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多战争“名场面”，所以若问解放大西南有哪些看点？答案就是：看点在于没有战争看点…

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乃上兵之道。这一切的基础，便是共产党部队强大的政治工作能力。

政工与军事并重，是共产党部队的最大特点之一。比如我们说起国外的战将，联想到的就是军事指挥能力和著名战役，但共产党的将帅不同，既有林彪、粟裕这种能打仗的，也有罗荣桓、谭政这样的政工元帅和政工大将，还有陈毅、聂荣臻、黄克诚等军政兼优的将帅。

而且我们的基础教育很少宣传宣传元帅和将军，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董存瑞、邱少云、黄继光、雷锋这些普通的解放军战士，但很多人背不全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。

印象中，课本上出现过两位元帅，《朱德的扁担》、朱德的《回忆我的母亲》、陈毅的《梅岭三章》，而且讲的都是他们在革命困难时期的故事。

近几年的战争类影视作品，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“政工”戏。比如《大决战》中的“诉苦大会”，《功勋》中的政委李延年等。

好了，回到正题，本文将通过四个方面讲一下“解放大西南”：战前的政治工作、大包围战略、国民党军的起义、西藏的和平解放。

战前的政治工作

进军大西南的最初部署，是在1949年的5月23日，也就是在渡江战役中的解放南京和解放上海之间。

当时毛泽东给总前委致电：“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，经营川、黔、康。”

二野，即之前的中原野战军，我们俗称的刘邓大军。

两个月过去后，二野并没有出发，但在8月初做出了进军规划：以陈锡联的第3兵团和杨勇的第5兵团为主力，经湖南入川。（当时二野有三个兵团，其中陈赓的第4兵团正在配合林彪的四野作战于中南地区）。

没有出发，是因为准备工作未到位，其中就包括政治思想工作。摘录一段陈锡联的回忆，大家就知道是咋回事了：

当时各兵团反映了许多在胜利情况下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，如说与友邻共同打下京沪杭，人家住城里，用好汽车，我们住乡村，坐马车；埋怨刘邓太老实，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，才叫二野进军西南；埋怨西南如何不好等抵抗情绪。

怎么办？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做深入的思想工作，刘伯承一上来就先批大领导：“我们二野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，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，而是大干部骄傲，所以危险性也更大。”

刘伯承（右）与邓小平

于是，二野开展了一个多月至上而下的政治思想工作，部队精神面貌得到了改善，但刘邓还是不放心，在进军前强调了三个要点：继续深入教育、保障物资、防治疾病。

你看，压根没提军事，但这三条都是对军事战斗能力的重要保障。

开国大典后，二野于10月份出发，11月入川，战士们的士气如何呢？一句话：人人立功心切。

战士们想的已经不是西南地区有多艰苦了，而是：其他地方都没国民党军队了，只有这里是最后的战场，再不打一仗，就没机会立功了。

于是在西南战场上，战争“名场面”变成了追逐战，国民党军队逃，解放军战士追，追急了甚至连给养背包都扔了，电台兵跟不上也不管了…

国民党军最后一位被俘的高级将领宋希濂，就是这样硬生生被解放军给追上的，他想带着部队开辟根据地打游击的想法就此破灭。

大包围战略

解放大西南在军事上还是有看点的，那就是毛泽东的“大迂回、大包围”战略。

大包围的意思就是要把整个90万国民党军围起来，不让你逃，特别是不能让你向南逃到国外去。

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三支，一支是白崇禧集团，在中南地区和林彪的四野对垒；一支是西北的胡宗南集团，此时已退至陕南汉中一带，准备入川；还有一支就是宋希濂集团。

宋希濂曾到汉中找胡宗南讨论过今后的战略安排，并提出“将主力转移到滇缅地区”的想法，此方案至少可以为国民党保留30万的部队，胡宗南一听马上表示赞同。但可惜，这个计划被蒋介石一口否决了。

“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”这个道理，“自学成才”的毛泽东懂，“学生”宋希濂也懂，但偏偏蒋“校长”不懂。

要实现大包围，就得大迂回。毛泽东制定的策略是：

由贺龙率一野（原西北野战军）的第18兵团，在秦岭一带不断出击，造成解放军将由陕南入川的声势。同时安排二野的部分主力坐火车北上陕南地区，车过郑州的时候，刘伯承还下来参加了一场群众大会。

陈锡联兵团到郑州后开始秘密南下，而杨勇兵团从江西开赴湘西入川，两个兵团穿过了被四野横扫的中南战场，那里本就在不停的调兵遣将，完美地掩护了二野的行动意图。

所以当解放军出现在宋希濂驻守的川东地区时，他是完全没有想到的，最后被追着跑就不难理解了。

蒋介石也没有想到，因为川黔地区山多路陡，交通非常不方便，按常理推测，这里不应该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。

解放军这属于标准的：不按常理出牌。

国民党军的起义

解放大西南的最大“看点”，其实是国民党军大范围的起义。

邓小平曾用“60万”、“90万”、“6000万”三个数字来概括解放大西南后的工作。“60万”指的是解放军的部队数量，而“6000万”是指大西南的群众基础。在“6000万”的支持下，就可以通过“60万”去改造和教育那些起义或被俘的“90万”国民党部队。

所以西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90万，大部分就是起义的、投降的或者被俘的。

部队起义，首先就是外部压力，这一点是共性。所以大部分国民党军的起义集中在重庆解放到成都被围这段时间。重庆一失，解放整个四川就没什么悬念了，因为成都“非坐守之地”。

除了外部压力，起义还有内因。内因也不复杂，就是“心寒了”，只不过分两种，一种是“早就心寒了”，一种是“一下子心寒了”。

“早就心寒了”的典型就是昆明的卢汉和川西的刘文辉。

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，蒋介石派卢汉带着几乎所有滇军进入了越南，在河内接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投降。这看起来是滇军的“巨大荣誉”，其实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因为他马上就发动了政变，把“云南王”龙云给撤了职，然后在南京安排了个闲职，将龙云“看管”了起来。

接替龙云的就是卢汉。卢汉是龙云的表弟，蒋介石能放心吗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因为他把滇军都调去了东北战场。就此，蒋介石完成了对滇军的分化。

然而，一切终究是要“还”的。辽沈战役时，滇军的60军军长曾泽生，就在长春起义了，这一幕在电视剧《大决战》中出现过，当时来劝服曾泽生的人叫潘朔端，是东野第1兵团的副参谋长。其实潘朔端之前是第60军184师的师长，早在海城战役时就起义了。

卢汉起义是在12月9日，也就是重庆解放（11月30日）后不久。蒋介石虽然没有给卢汉兵权，但他在这几年里组建了5万多人的保安部队。国民党这时有两支部队在云南，李弥的第8军和余程万的第26军。

这里插一句，从淮海战场逃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两个，现在都在西南，李弥在云南，孙元良在四川。

卢汉的保安部队并没有太强的实力和两支中央军硬拼，所以他用计扣押了李弥和余程万。当时的局势其实还是挺危险的，因为第8军和第26的部队都还在，只是群龙无首而已。

于是蒋介石致电贵州第19兵团的王伯勋和张涛，让他们领兵入滇，并指挥第8、第26军一起镇压昆明起义。

但就在第二天，第19兵团也起义了，起义的原因就是第二情况：一下子心寒了。

第19兵团的司令官叫何绍周，蒋介石黄埔嫡系里的贵州人，何应钦的侄子。但就在11月18日，二野向贵州进军时，这个何绍周就坐飞机逃去香港了，跑之前还把贵阳中央银行里的黄金白银全部搬去了重庆。

所以，作为第19兵团的副司令，王伯勋是个啥心情？就这样，没有太多犹豫，王伯勋联络了下属的89军军长张涛，在昆明起义后第二天，也起义了。

别看这次起义有点“临时”，但也是挺关键的，间接帮昆明的卢汉解了围。

刘文辉的起义应该是准备得最早的，他在1942年就与周恩来建立了联系，并设立了和延安沟通的秘密电台。1949年的9月，刘文辉就密电中共中央表示要率部起义，但周恩来建议他再等等，因为当时二野还没有出发，太早起义有风险。

12月9日，昆明起义的同一天，刘文辉和邓锡侯、潘文华在川西宣布起义。四川有四大军阀，刘文辉和邓锡侯是其二，而潘文华是另一大军阀刘湘的旧部，红军长征打土城战役时，驻守在土城以北泸州城内的，就是潘文华。

换言之，四川地方军一半以上的势力，也是“早就心寒了”。刘文辉三人的起义部队虽然只有4万多，但同样意义重大，因为此时的成都，北面是贺龙的部队，东面和南面是二野以及滇、黔的起义部队，所以刘文辉在西面一起义，成都就彻底被围死了。

这个时候在成都的国民党军主力，是从陕西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部。12月23日，解放军打到成都外围，胡宗南就坐飞机跑了，本来想去西昌，结果天气不好，飞机一路飞到三亚才降下来。

和贵州的情况一样，主帅一跑，就是连锁反应，孙元良第二天直接逃去了台湾。罗文广、陈克非、裴昌会三个兵团相继起义。最后，成都驻军也起义了，成都和平解放。

胡宗南的逃跑让蒋介石非常火大，于是又严令他回到西昌，在那里带领残部坚守三个月，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。

胡宗南还真就“坚守”了差不多三个月，只不过，那是因为解放军当时在准备进军西藏，所以暂时没管西昌。

1950年3月12日，解放军兵分两路，打响了西昌战役。两路部队的行军路线都挺有意义的，一路是顺着长征的路线，从会理北上，一路是逆着长征的路线，从泸定南下。

战役到3月底结束，规模并不大，击毙了391人，俘虏7500人，投诚了2400人。这是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。

胡宗南又跑了，26号就先跑掉了。真讲，这一圈看下来，还只有宋希濂有点军人的样子。

西藏的和平解放

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就不详说了，只说说三个杜聿明有可能“不明白”的地方。

其一、谈判桌背后是外交的胜利

西藏当时有主和与主战两派。一开始主战派比较强势，但在昌都战役后完败于解放军，藏军主力损失殆尽，在军事上已无法阻止解放军进藏了。

于是，主战派就转移到了中印边境的亚东，想依靠印度和英国等西方国家，在外交上对新中国施压。但结果呢，印度答复说：可以来印度避难，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。

印度为什么不大力支持西藏主战派呢？很简单，昌都战役是1950年10月26日结束的，前一天，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已经打响。新中国连联合国军都不怕，印度怎会轻举妄动？

所以就只能谈判，谈到1951年5月23日，和平解放的协议就签订了。这个时间点，也和抗美援朝第一阶段的结束时间基本同步。

杜聿明只看到了“美军并非无敌”，但没看到抗美援朝其实是新中国的“立国之战”。

其二、民族政策

那时的杜聿明，可能还没听过毛主席的那句“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。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他对长征的认识，可能还停留在“国军围剿胜利，赤匪被迫转移”这个层面。

所以他无法意识到，长征的过程，也是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宣传过程。共产党部队纪律严明，爱护群众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信仰的形象，从那时起就在少数民族心中开花结果，而且十几年过去了也没有“枯萎”。

这就是为什么，刘伯承和彝族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，而且小叶丹已经在1942年被杀害，但在1950年的西昌战役中，还是会有大量的彝族青年，主动加入战斗，帮着解放军清剿最后那批国民党军。

同样，在1936年，当红四方面军带着满身的伤痕与疲惫，从百丈关西退，翻山越岭来到甘孜的时候，仍然没有忘记长征的“使命”。朱德和刘伯承结识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夏克刀登土司，并安排他们参加了红军组织的地方政权。

电视剧《格达活佛》

红军走后，格达活佛一直在和国民党抗争，为了避免遭到迫害，后来不得不转移到拉萨住了10年。

西康解放，格达活佛回到了甘孜，这里成为了解放军进藏的前沿基地。后来，格达活佛主动请缨，以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赴拉萨谈判，但在途中遭英国间谍福特毒害逝世。

暗杀这种卑劣手段背后的逻辑，其实就是怯懦，这反而证明了，格达活佛的影响力非常大，而西藏和平解放的进程已经不可逆。

其三、解放军是真正的铁军

解放军进藏的第一步，就是修路，从雅安到甘孜。因为甘孜是重要的后勤保障点。

这条路以前国民政府也修过，但质量很差，差到只在通车典礼时用过一次，以后这条路就再也没法开车了。

西南军区当时动员了全军的工兵部队共计10,500人，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，仅用了4个半月，就把这条路修好了。但后面的路，就大多只能靠解放军的双脚了。

这是一段只有靠铁一般的意志，才有可能走完的征程。许多解放军战士都不得不面对高原反应的考验，当时没有条件吸氧，只能抹点万金油，然后嘴里含一块糖。

当时从甘孜、云南、青海和新疆方向都有解放军进藏，最早到达的是从甘孜出发的18军第一梯队，一共走了三个月，于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（先遣队已于9月9日到达），并举行了入城仪式。

走得最艰辛的是从新疆入藏的独立骑兵师1团1连，他们在翻越昆仑山后，遇到大雪封山，与后方隔绝长达240天。脱离困境的时候，全连135人已牺牲了55人。

1959年，原来的“死硬分子”杜聿明，被列为了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，这一定和他想明白了为什么会输给解放军有关。

同样，宋希濂也在第一批获得特赦，他于1980年去了美国，在那里遇到了三位黄埔老同学：蔡文治、李默庵和侯镜如，四人联合发起建立了黄埔同学会，并发表宣言称：“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。”

而在那座海岛上的黄埔旧人们，其实都很难理解，杜聿明和宋希濂他们，为何会有如此的转变。